江苏淮安，三位三十多岁的女性在2020年初新冠疫情暴发之初确诊。她们的症状都不算严重，让她们难以承受的，是互联网上四处传播的谣言。更巧合的是，三人被传谣的情节十分相似：出轨，去武汉会了情人，这才被传染。

她们都被转入当地的新冠肺炎定点医院治疗。淮安市第三人民医院心理科主任杨林是前往支援的心理医生，他还记得，三人都说过同一句话：“死了算了。”

留下一条带有侮辱、诽谤性质的言论，对网民来说或许不算一件大事。而对当事人来说，网络上那些铺天盖地的信息，可能会改变他们的人生轨迹。这三位女性，有人在治愈出院后辞掉工作，换了名字，生活在三十多岁时要重新开始。

南方周末记者询问了多位心理医生，他们接诊的网暴受害者并不多，心理科也还没有专门针对网络暴力的门类。

在国外，对网络暴力的应对开始有更完善的机制。英国国家反欺凌热线专门设立了网络欺凌的选项，囊括了传播谣言、反复骚扰、发布隐私信息等行为。在美国，两位法学教授自2002年开始研究网络欺凌的话题，并于2005年推出相关网站，就如何应对青少年群体遭受网络欺凌向父母、教育工作者、医疗服务人员提供建议。

网络暴力会对受害者的心理状况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心理医生又如何进行疏导？以及，当我们身边的人有类似遭遇时，应该如何给予支持？南方周末记者对话杨林，结合他的亲身经历，对上述问题作出回应。

2012年的电影《搜索》剧照，这部电影的故事是关于由小事导致的网络暴力怎样毁了一个人。 （资料图/图）

三位女性患者，都被造谣出轨

南方周末：在病区，你是什么时候接触到网暴受害者的？

杨林：2020年2月9日上午，我接到通知，需要心理医生去新冠定点医院支援。当天下午我就过去了，接诊的第一位病人就是L女士。

当时我还在熟悉怎么穿防护服，护士长不太放心我进病房，我和L的沟通是通过电话进行的。

她主要表现出心情差、不想讲话、感觉活着没意思、想跳楼等抑郁症状。聊过后发现，她情绪低落的原因是确诊后，很多人在网上诽谤她，说她和某个武汉人有不正当关系，她的身份信息也被传播了出去。

她的支持系统比较弱，在婆家、娘家两边都不受待见。和丈夫感情不太好，半年前已经分居，事情发生后，丈夫也开始怀疑她。她又在娘家过年时传染了好几个一块聚餐的亲戚，亲戚们对她也有怨言，背后免不了指指点点。

南方周末：你是怎么疏导她的？

杨林：我对她主要进行了支持性的心理治疗。心理医生的关心、理解、包容，也是社会支持系统的一部分。像L这样的情况，能有个说话的人，把事情说出来，就是一种宣泄，能让她减少无助感和绝望感，心理医生有时候需要成为“情绪宣泄桶”。

L是主动申请做心理咨询的，几天后她又主动申请了第二次咨询，之后就没有申请过，说明她的心理状态已经得到了改善。

南方周末：另两位网暴受害者也是主动跟你联系的吗？她们的症状怎么样？

杨林：另两位都是护士发现她们状态不对后，通知我过去的。关注到Z女士那天我印象很深刻，那是在一天晚上8点半左右，我刚吃完晚饭回到隔离宿舍，就接到会诊电话，说有位患者把病房门锁了，不让护士进去，我又赶紧过去。

从病房门的窗户上可以看到，Z蜷缩在角落，哭得满脸都是泪水，头发也很凌乱。护士给了我她的电话，我打电话进去，她知道我是医生后就挂断了。后来我给她发了信息，和她讲我是心理医生，我接触了很多这样的病人，有些在她自己看来不好解决的事，我相对有些经验，或许可以给些建议。我在门口站了将近二十分钟，又给她打了好几个电话后，她终于接了，这才有了沟通途径。

后来，她就说了关于网暴的事。只要有了开头，事情就好办了，我可以继续沿着她的话题往前走。

W女士则在网暴的刺激下表现出分离转换障碍，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癔症发作。人在遇到重大创伤性事件时，有时会有种脑子空了的感觉，这其实是一种身体的自我保护机制，而癔症发作相当于进入了自我隔离状态，是一种不成熟的心理防御机制。

第一次在病房见W女士时，她表现出类似于癫痫的状态，我伸手想去安抚她，她把我的手抓住了，差点把防护手套都拽下来。在这种状态下，我没法和她进行交流，当时主要进行了药物治疗。

那天下午再过去看她，她可以开口说话了，但癔症的表演色彩还比较浓。比如，她说自己有很多意识，一个在医院，一个在家里；又感觉自己的意识离开了身体等，都是一些让人摸不到头脑的话。

南方周末：具体来说，她们受到了什么样的网络暴力？当时网上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攻击她们？

杨林：这三位被传的谣言都差不多，都是出轨，去武汉会了情人才被感染。其中，只有Z的确去过武汉，另两位和武汉都没什么关系。

在关于Z的谣言中，那个虚构的情人是做什么工作，她怎么过去和他相会，两人做了什么，这些细节都描述得很详细。但事实上，她是和丈夫一起去武汉旅游的。

在那个非常时期，大家对新冠肺炎都有种紧张、恐惧的情绪，需要一个情绪宣泄口。对患者，尤其是当地的第一例或前几例，很多人会对他们群起而攻之。Z还是某县的第一例患者，之后，她又传染给了同事，同事们又传染给家人，后来再扩散。当地人会觉得，是她把病毒带到县里，要是没有她，县里就不会失守。

（农健/图）

“稻草要一根根往下减”

南方周末：三位女士在遇到类似的冲击后，症状表现似乎不太一样。

杨林：每个人的性格、思维模式、情绪反应和应对方式不一样，遇到相同问题的反应也是不一样的。比如，癔症发作的患者发病时，会哭笑无常，做一些怪异的动作，还会有被附体的感受，身体不受控制，有种像被什么东西附身，或者出现不真实、分离或与自身或身体疏离的感觉。

Z女士的表现属于急性应激反应，情绪失控，大喊大叫，见到人就紧张恐惧，缩成一团，不肯进食。

她会对网上的言论主动回击，晚上会做噩梦，反复出现自己被攻击的画面，因此感到恐惧，这是另两位患者没有的。这种应对方式和Z的性格有关，她什么事都要在自己的掌控范围内。

南方周末：Z女士是怎么在网上反击的？

杨林：一开始，Z的想法是一定要把传言扭转过来，她做的就是在网上和那些攻击她的人互喷。最后她发现，她只要说一句话，骂她的人就会像海啸一样扑面而来。

她的丈夫也试图在网上解释这件事。但没用的，在网上说我是谁的丈夫，反而没人信，你怎么证明你是她丈夫呢？难道把身份证晒出去？那会带来更多麻烦。

对网上这些传言，越是回应，这件事被讨论的时间反而会更长，以至于谣言越传越有画面感，越传越离奇。

南方周末：在发觉自己根本没法扭转传言之后，Z女士的反应怎么样？

杨林：她说自己没脸活了，最对不起的就是自己的两个孩子。她觉得将来孩子都会看到这些信息，会觉得自己的妈妈不是一个好妈妈。只有死了，才能解脱，证明自己的清白，对孩子反而有好处。

南方周末：她又没做谣言中的那些事，为什么会自责？

杨林：她非常在意网上的言论，“人要脸，树要皮”，人都是关注自己的。很多时候，一旦感觉事情说不清，就会自责。她会开始反思，我为什么要去武汉？为什么偏偏这个时候去？

这时候需要正向引导她，学会接纳，坦然面对现实。

针对她遇到的心理困惑，要一个小问题一个小问题地去解决。就像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可能最后那根稻草并不重，但要是把最后一根稻草去掉，接着再去一根，再去一根，最后就会越来越轻松，不会有被压死的感觉。

当然，这些问题不是我们去拆分，需要引导她自己的思维，让她自己意识到应该去怎么做。心理医生能做的，只是给她引导一个方向。我会和她分析，是什么原因导致她状态不好？这个事情她自己能不能解决？如果能解决，以什么样的方式去解决？如果解决不了，最坏的结果是什么？怎样去避免这个结果？如果我们经过努力还是解决不了，最后要采取什么态度去面对？

另外，我们还要给她灌输希望，让她感觉到生活还是很有意义的。

南方周末：怎么样能让她找到生活的意义？

杨林：她找到了自己活下去的支点。她说自己最对不起的是孩子，那我们就从孩子的成长经历，对母爱的需求这方面入手。她现在生病了，也遇到了这么大的困难，那如果从榜样的角度，她要是能战胜这些问题，反而给孩子树立了正面榜样。

人总是有求生欲的，有时你提点到她，她就会茅塞顿开。

前两次，通过心理干预，最起码她不想死了。第三次干预后，她发了张在病房练瑜伽的照片给我，告诉我说，开始要好好吃饭、锻炼身体了，开始有了生的希望。

第四次做治疗时，她说想献血浆。我说可以呀，我来帮你联系专家。当时她正处于“重生”后，寻求实现自我价值阶段。每个人的存在，都有价值基础支撑。就像我是医生，救死扶伤是医生的价值体现。但Z女士之前建起来的价值系统受到了严重破坏，她通过献血，再一次体会到自己存在的价值。

做心理治疗不是一步到位的。每个人的点不一样，心理医生需要沿着患者的困扰，一步步往前走解决问题。可能在某一次治疗时，就会触碰到某个能触动到患者的点，问题也就会迅速好转。当然有的人可能做十次治疗，好转也不明显，但肯定会比没做要好很多。还是那个比喻，就像骆驼身上的稻草要一根根往下减，也许通过治疗只减掉一半稻草，虽然问题没有完全解决，但患者能够用自身的能力去应对剩下那一半稻草的重量。

南方周末：对于不同症状的患者，治疗方式是不是也不太一样？

杨林：治疗方向有些不同。比如，对于有急性应激反应的Z，治疗时更关注调整她的应对策略和应对方式。L有抑郁症，更注重调节她的情绪。

W有癔症的表现，发病就是因为无法解决困境而自我隔离减轻痛苦，治疗时更多的是让她放松下来。比如会给她做一些放松训练，用催眠性的言语让她体会到身在宁静、稳定，安全的环境，不需要防御机制也能让自己有安全感，自然而然，就不会进入癔症状态。

2012年电影《搜索》剧照。 （资料图/图）

“回到原点，不一定就是最好的”

南方周末：三位女士在出院后的状况怎么样，有回访吗？

杨林：Z女士在出院半年后和丈夫一块儿来过我的门诊。她一进来，说自己是Z，还给我带了盒糖来，表示感谢。我对照了下电脑上的名字，还疑惑呢，叫号轮到的不是她。她才告诉我，她把名字改了。

她还主动辞了职，出院后一直在家陪两个孩子，原单位都知道她的情况，她还是会在意同事们对她的态度。

那会儿，她刚换身份证，准备开始找新工作。她说自己睡眠还是不太好，开了点改善睡眠的药物。不过，状态比之前已经好很多了。

最近她的状况应该还不错，我看到她在朋友圈晒和丈夫、孩子出去旅游的照片，之前很少看到她发动态的。

南方周末：另两位女士呢？

杨林：另两位女士，我在她们出院三个月时做了电话回访，简单了解了一下情况，她们都表示状态还可以。

这也和网暴的特点有关，有比较强的时效性，集中发生在某个时间段内。三个月过去，疫情缓和了，这件事已经淡化，大家的关注点不在这儿了，也不可能一直抓住某个人的事不放。

L女士还是蛮坚强的。回访中我了解到，她和丈夫关系还是不太理想。但她自己想法有了变化，她觉得，目前最重要的就是两件事，一个是照顾好自己，一个是照顾好孩子。要是丈夫还是不信任自己，那就离开他，自己也可以过好日子。她能恢复到这个状态，作为心理医生，已经很满意了。

南方周末：遭遇网暴后，Z换了名字，辞掉工作，W对自己婚姻的态度也有了变化。网暴这件事都或多或少改变了她们。

杨林：很多事情都是这样，我们都希望能回到原点，但回到原点不一定就是最好的。改名字、换工作，以另一种方式生活，只要她能接受现在的自己，以积极的心态面对生活，这都是可取的。

南方周末：平时门诊出诊时，有遇到过遭受网暴的患者吗？

杨林：这类情况偶尔能碰到，但不多见。门诊患者遭受网暴的程度，和新冠被网暴者还是不太一样，事情的波及面没那么广，基本都局限在某一个小圈子里。有时候，哪怕有人发个朋友圈说些什么，之后都可能被很多人截图转载，引起议论。

门诊遇到的被网暴者，被传播的事大多和男女关系有关，或是在单位里发生的一些事被人误解。

网暴分两类，一类是真实存在的事被别人爆出来了，第二类是事情本身根本不存在，是谣言。这两种情况下，当事人会有不同的心理状态。对于那些真实存在的情况，这些事往往是不太好、不太光彩的事情，如果自己真干了，很多人会恼羞成怒，也会觉得没脸见人。再严重的，可能就会继发抑郁情绪。

事情本身是谣言的情况下，当事人主要觉得委屈，只有自己知道自己没干，有口难辩，有一种很强的无助、无力感。这种情况我遇到比较多的，是漂亮的年轻女性，和男性领导生活上有些交集，回来就可能会被同事传得不成样子。

南方周末：对这两种不同的情况，心理干预的方式会有所不同吗？

杨林：不论什么样的情况，都需要纠正他们的认知，让他们正视问题。不论被传的问题是否真实存在，在网络上的传播是一方面，要怎样去改善自己在当下生活中的状态，这其实才是对他们影响最大的事情。心理医生需要引导他们解决实际问题，通过这件事，提高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抗压能力，让自己在现实中生活得更从容。

南方周末：社交媒体发达的年代，每个人都有遭遇网暴的风险，如果自己或者身边的朋友遭受网暴，要如何应对，你有什么建议吗？

杨林：不是所有人遭受网暴就一定会产生心理问题，每个人都有自己接受事物的韧性和弹性。如果超过了自己的韧性和弹性，感觉会对自己正常的生活、学习、工作造成严重的影响，这个时候就要看心理医生了，心理医生会根据不同的情况制定个性化的治疗。

另外，很重要的是，身边的人一定要多表达关心、理解。沟通时，首先要学会共情。人都希望得到别人的肯定和关注，也希望别人能理解自己。

听众也不是那么好做的。听众要会听，倾听的时候，要关注对方的感受，给予相应的关怀和鼓励。要记住，听众不要提过多要求和建议。很常见的一种情况是，听众可能会说，这事要放在我身上，我会怎么做，这反而让对方觉得再次被否定，认为自己一无是处。当然，当事人如果征求意见，听众可以通过对方能接受的方式，给予适当的建议。

南方周末记者 韩谦 南方周末实习生 李旻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