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做了一期女性心理学家的征集。

世界从不善待她们，她们却用坚韧、勇敢回馈世界。

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她们的故事吧~

玛丽·惠顿·卡尔金斯

“女性与男性没有智力区别”

来源：网络

她是美国心理学会的第一位女性主席。

姐姐去世，她被迫中断高中学业，就在大家都以为她会就此沦落为家庭主妇时，她努力自学完高中课程，还辅修了希腊语。

凭此语言优势，她得以进入学校教授希腊语。

在教学期间，同事建议她去教实验心理学，但前提是，她必须要有心理学的相关学历。

她向哈佛大学与克拉克大学自荐，全被无情拒绝。

给的理由是：我们不想要女生。

当年的欧洲和美国的学术圈子认为：男性天生就比女孩聪明。

因此，女性进入学校的可能性很低，毕竟没有学校愿意要一个“笨女孩”。

即使侥幸进入，女性往往也会因性别而被歧视。

但卡尔金斯认为，她都能自学高中课程，怎么能证明女孩笨？

在不断协商、碰壁后，她终于为自己争取来了参与哈佛研讨班的资格，却只能以“旁听生”的身份参加。

在教授、同窗的排挤下，她仍以优秀的成绩完成了哈佛的博士要求。

然而哈佛以性别为由，拒绝为她授予学位。

但卡尔金斯这次没有争辩，她平静地感谢哈佛为她提供的平台和资源，让她有了靠“数据”说话的本领。

她用实验证实了男性和女性的智力相同，同时还发现了适用于记忆和学习的配对联想任务。

在科学结果面前，主流的两性差异言论不堪一击，她终于有底气号召社会公平看待女性：

“区分男性心理和女性心理，就像区分男性食物和女性食物一样，没有意义。”

卡伦·霍尼

“如果我不能漂亮，我将使我变得聪明”

来源：网络

小时候，父亲总是嫌霍尼丑陋、愚笨。

母亲偏爱哥哥，对她十分冷落。

她虽委屈，却认真反省：“如果我不能漂亮，我将使我聪明。”

她想只有这样，父母才会多爱她一些。

抱着这个期待，她在12岁时立志做一名医生。

妈妈支持，父亲却极力反对。

当进入医学院时，父亲的态度却没有丝毫改变。

心灰意冷的她遇到了奥斯卡·霍尼，体贴的奥斯卡弥补了霍尼欠缺的关爱。

明知对方已有家室，他们还是陷入了爱河，结婚并生了3个女儿。

但之后夫妻的感情走了下坡路，霍妮也因此饱受抑郁和性问题的困扰。

后来，家里破产，丈夫脑膜炎，弟弟去世，一连串的打击让她抑郁更加严重，甚至想自杀。

但她坚信自己足够聪慧，可以应对此问题。

因此她接受了精神分析，并进入柏林精神分析研究所学习、任教。

几年后她离婚，与弗罗姆相恋。

虽然最后仍以分手告终，但霍尼在这段感情以及对精神分析的学习中发现，发现自己所作所为背后，有一个强大的、积极的动力在驱赶它。

她因此提出了新的精神分析理论：人性本就积极。之所以会有心理病，是因为社会文化的影响下，我们太想追求力量、爱、勇气、独立、真理了。

这并非令人羞耻，而是积极的决心。

她的新理论反驳了弗洛伊德所说的“女性因无阴茎而嫉妒”女性自卑论，也反驳了人性本恶的传统。

此举招来了弗洛伊德和其追随者们的不满，但她坚持自我，仍旧公开反驳弗洛伊德的文章。

矛盾激化，她与弗洛伊德彻底决裂，她也因此被传统精神分析学派除名。

她干脆自立门户，坚持真理，守卫自我，为精神分析赋予了更加积极的意义。

维吉尼亚·萨提亚

“每个人本身都是一个奇迹。”

来源：网络

萨提亚出生时，父亲离世。

母亲再嫁了一个常年酗酒的继父，生下了一对早产的双胞胎弟弟，妈妈便将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了虚弱的弟弟身上，对萨提亚的爱少之又少。

5岁那年她生重病，她妈妈却因迷信宗教，拒绝为她治病。

继父便偷偷将她扔在了医院，住院三个月期间，只有护士照顾她。

出院后，萨提亚绝望地发现，妈妈又生了个妹妹。

后来，又一个弟弟出生，妈妈彻底被压垮，陷入了10年的抑郁中。

母亲抑郁，父亲酗酒，萨提亚不得不承担起长姐的责任，照顾弟妹，操持家里。

美国大萧条时期，家里一夜破产，萨提亚没有钱支付学费，只能和校长请求勤工俭学。

顺利毕业后，她当了一名家庭教师。

几年后，萨提亚和一个士兵陷入爱河，迅速闪婚。

婚后第二年，萨提亚生病，发现自己无法生育，这对喜欢小孩的她来说，是个沉重打击。

再加上二人聚少离多，嫌隙增加，萨提亚患了抑郁症，用了7年时间才走出来。

这时她发现，人是可以靠自己走出困境，成为奇迹的。

离婚后，萨提亚收养了两个孩子。重归单身的她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对自我的探索有了更多的体会。

她去芝加哥大学攻读社会工作研究生，毕业后开办了私人诊所。

她创新性地提出了家庭治疗方法，并将其发展成了一个专门的咨询流派。

结合自己的经历和其他家庭的经历，她认为人有能力让自己过得更好，只需要改变一些细微部分：

提升自尊，改变沟通方式。

只有这样，人的相处会更和谐，人会活得更加人性化。

这种理念让她永葆对生活的热爱，她也因此碰见了诺尔曼·萨提亚，缔造了一段幸福婚姻。

玛米·克拉克

“偏见、歧视和隔离，才是对人最大的伤害。”

来源：网络

作为黑人的孩子，玛米从小就知道：

一个黑色皮肤的人哪怕再优秀，也要付出比白人几倍的努力，才能维持比较正常的生活。

在当时的华盛顿，白人和黑人不得进入同一学校上课。和女性一样，黑人天生就是被歧视的。

小时候的玛米总是因自己是黑人而自卑。

她问自己：自卑究竟来自于哪？如果我接受自己是黑人的话，我还会自卑吗？

她和同为黑人、有着相同经历的心理学家丈夫Kenneth Clark一起，设计了著名的娃娃实验：

许多黑人小孩为了让自己“合群”，会故意在众多娃娃中选择白人娃娃，并说它们看起来很“漂亮”。

玛米认为，偏见，歧视和隔离会使黑人孩子产生自卑和自我仇视。

如果一个社会说白人更好，那么不仅是白人，黑人们也相信这一说法，而一个孩子可能会否定自己的种族，以逃避自卑陷阱。

这一结论最终在某件种族歧视案中，为原告提供了有力支撑，宪法因此承认种族隔离本质就是违背人道的不平等。

张厚粲

“52岁，我的人生才真正开始。”

来源：网络

张厚粲少年时期，课堂上的知识依旧是“八股文”死板固定的老一套。

每次学习，她都觉得这知识的获取相当无趣。

她想：教育应当是因材施教、有的放矢。

毕业几年后，她入职北京师范大学任教。

那时，心理学仍是个留洋的玩意，国人觉得它不实用、分外排斥。就连北京师范大学都只有两门心理课程。

张厚粲跑前跑后，向大家证明心理学的社会性意义。

北京师范大学终于同意开设课程试点，老师们面临着多门全新的课程、众多年级的学生，感到压力巨大。

万一讲不好，对学校名誉、和自己的职业生涯都是毁灭性打击。

在大家退却时，张厚粲主动站出来揽下了这个艰巨任务。

她说：“我有责任、也有义务来培养一批好学生。”

功夫不负有心人，5年时间里，她培养出林崇德、郑日昌、孟庆茂等一批在心理学界名声赫赫的人才。

后来，她又将认知心理学引入中国。

那时她已经52岁，大家都劝她好好休息，她却说：

“我的人生才真正开始，我还要做许多事”。

她主持编写了国内最早的《心理与教育统计学》，还修订了中国版《韦氏儿童智力量表》、《瑞文标准推理测验》，并将其引入考试中。

在她的努力下，“八股文式”统一标准被淘汰，标准、公平的高考时代自此开始。

穷人的孩子也可以靠读书改变命运。

写在最后：

历史典籍中，总是描写女性的苦难、艰辛和不易。

但她们仍从苦难中拼杀出了一条路。

她们靠的并不是健壮身躯，而是强大、积极的决心。

当拂去历史的尘埃，这份决心就像耀眼的光芒一样喷薄而出，这是她们最为闪耀的时刻。

来源：pex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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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sixer

图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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