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资深心理医生，东莞哪里有资深的心理医生？

1心理热线可以说是城市情绪最灵敏的“晴雨表”了。毕竟，拨出一通电话，是深陷黑色漩涡的人们成本最低的求助方式之一。

上海心理热线负责人、资深心理治疗师李黎告诉记者，自3月至今，每日能接到两百余次电话，这比疫情前的日平均数量整整翻了一倍。当她按下接听键，从热线的另一头传来的，常常是慌乱的啜泣和低沉的叹息。

相比经济上的损失，疫情后的心理伤痕更隐形、更持久，波及范围也远比大众想象得要广。世界卫生组织2022年3月发布的报告显示，在 大流行的第一年，全球焦虑和抑郁的患病率增加了25%。中国科学院院士、世卫组织新冠研究专家陆林在演讲中介绍，截至去年底，疫情已导致全球增加了7000万抑郁症患者、9000万焦虑症患者，给人类的心理健康带来了重大影响，“这种影响至少将持续20年”。

“疫情的影响仍在持续，它是一根缓慢的曲线，起伏、跌宕、迁延。”浦东新区精神卫生中心主任、同济大学精神医学教授赵旭东发现，来访者中增加了不少新面孔，一些本无病史的普通市民感觉自己得了“疫后综合征”：容易失眠、长时间情绪低落、有焦虑抑郁的症状和明显的创伤感。

最酷烈的风暴已然过去，但看不见的雨滴还是渗透了心底。人们似乎在经历一场广泛的心理创痛。这种共同的伤口究竟是什么？我们为什么仍旧感到疼痛？

1 “集体症状”

4月下旬的一天，60岁的母亲忽然在午饭后蜷缩起身体，不停发抖。起初王薇薇以为她只是胃痉挛，但之后的一个月，母亲的“胃痉挛”屡屡发作，在客厅在厨房在卧室，她会一瞬间表情惊恐，浑身颤抖，“好像四周都很不安全的样子”。

“焦虑症。”精神科医生诊断，王薇薇母亲其实是惊恐发作，是“心病”。

麻绳是一点点拧紧的。王薇薇回忆，从4月开始，每一次病例增加的消息传来，母亲都仿佛迎头一击，在餐桌上食不下咽、唉声叹气，人也变得无精打采。

王薇薇的母亲是家庭主妇，负责照顾着一家三口的饮食起居，一向节俭朴素。丈夫退休后家庭收入锐减，隔离期间女儿的工资又打了八折，团购菜价却节节攀升，像不断上涨的水位终于压垮了她的精神。发病时，她嘴里甚至说不出一句完整的句子，只是不断念叨着“没有用、没有用”。

平日内向稳妥的母亲一下变成了“情绪崩溃的大孩子”，每周要发作两三次，需要哄着才肯进食和喝水。王薇薇意识到，健康到失常的距离原来这么近。

江晖是一家民营机构的资深心理咨询师，最近两个月来，他接待的来访者和王薇薇母亲有不少共同点：“焦虑感更普遍了。从症状上看，一是反应和强度比较大，有些本来没有病史的人都出现了惊恐发作的躯体症状，二是持续时间比较长，两三个月后仍未恢复。”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教授徐一峰认为这一“集体症状”的出现和疫情有关：“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人类需求可以分为五个从低到高的层次，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归属需求、被尊重的需求和自我实现的需求。任何一个层次没能满足，都会对人的心理产生负面影响。”

“我们注意到这一次疫情几乎影响了所有层次，物资短缺、社交隔离、病毒传播的不安全环境、频繁的负面消息、工作和生活秩序被切断。”他指出，大众对自己生活的幸福感和认可度，正是来源于这些细节，“所以大家会有一种感觉：我的生活失控了。”

李黎发现，求助者的焦虑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当影响到了你的基本需求的时候，人作为动物本能的生存焦虑就被激发出来了，这是一个正常的情绪反应。”她指出，集体症状很难立刻消失，需要整个社会共同去认识和治愈。

2 信任创伤

25岁的崔方曾在5月上旬一个凌晨逼近危险的边缘。那晚她躺在公寓的床上失眠，脑中再次浮现出自杀的念头。连续几天了，念头像一个浮标，一次次摁下又漂起。“幸好我的窗户很小”，她笑着提起那一刻。

“你觉得自己的世界撕裂了，处于一种绝对性的无力状态。”崔方是一名音乐剧演员，有着艺术工作者的敏感和较强的共情能力，相信灾难来临时人们应该互相帮助。当她打车去虹桥站，13公里的车程司机却“自信开价”450元的时候，她感觉“难以置信”“太讽刺了”。

她形容自己失去了“相信的能力”。

刘欣怡也有过类似的感受。她是一名今年即将毕业的应届生，三月初感染新冠后，和父母一起被转移到定点医院治疗。父亲患有糖尿病，为了时刻注意他的血糖波动，她只能连夜守在冰冷的医院走廊里。屋漏偏逢连夜雨，实习的公司得知消息后，第二天通知她“提前解除合同”。

她在网络上记录自己的心情，没想到却引来一场网络暴力：“他们评论我是‘故意扰乱舆论’‘造谣生事’。我一条条回复过去，但还是被扑面而来的恶意中伤，深夜没忍住哭了出来。”患上新冠后，外界的误解和排斥让刘欣怡感觉到人与人之间的隔膜。

“新冠病毒不仅威胁我们的身体健康，也威胁我们的社会关系：人与人之间出现了信任危机。”上海市心理健康与危机干预实验室的文章分析，疫情期间不确定性、社会排斥、谣言的增加，以及随之而来的一系列负面情绪和防备心理，会威胁整个社会的信任关系。

民营机构心理咨询师赵灵芝惊讶地发现，疫情之后的“信任创伤”普遍存在。她擅长家庭关系咨询，最近观察到不少来访的家庭都有类似的表现：“这些夫妇大多是70、80年代的人，他们的整个人生是随着经济腾飞一起的，一直向上走的状态，忽然就来了疫情。疫情三年来，大家的生活时不时被打断，随机降临的风险、停滞无力的感觉、无法控制的恐惧，内心对身边的环境产生了巨大的怀疑。”在咨询过程中，人们常常问出这样一个问题，“这还是我一直生活的地方吗”，甚至有病情严重的患者因无法接受现状，“整天都处于梦游状态”。

同济大学精神医学教授赵旭东指出，疫情期间的心理伤痕还会隐秘地影响着政府服务水平，如不能及时重视，将形成恶性循环，持续削弱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信任纽带：“处于抗疫一线的医护人员、社工等提供服务的人员，其实是疫情创伤的高危人群。高强度工作和精神紧张，导致他们产生‘职业倦怠’，出现情感耗竭和非人格化的表现，容易刻板、无差别地对待服务对象。这也是为什么好多老百姓觉得，‘怎么会这样冷漠机械地对待我’。”

在壹心理的联合创始人曹洪雯看来，早在2010年左右，中国就基本步入了“普信社会”，尤其在北上广等大都市，已经形成了高度信任的社会基础，“这波奥密克戎疫情规模较大，涉及面广，持续时间长，对整个社会的互信关系都是极大的挑战。”

3 创伤的“蝴蝶效应”

疫情创伤之所以亟需重视，是因为它的影响不仅是心理学意义上的，而且是社会学和经济学意义上的。

曹洪雯认为，疫情创伤可能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人生选择，“这可能会导致一部分人走向低欲望的生活。尤其是那些年轻人，他们会更倾向于降低风险，习惯于做保守的选择——比如延迟购房、延迟婚育时间，或离开大城市回到小城市生活。”

联合国与纽约医学院合作发表的一篇文章认为，新冠肺炎疫情的社会心理影响可能导致年轻一代的生产力下降，不分国籍：“隔离，缺乏与同龄人的接触，失去情感和经济保障，影响了他们的日常生活，包括中断了他们的教育。这导致青年面临患抑郁症、焦虑症和睡眠障碍的风险增加。由于上述各种压力，这一大流行病也导致了青年生产力的下降。”

疫情还将给社会的基本组织单位——家庭，带来更多不稳定的因素。上海心理热线负责人李黎曾接到过许多家长的求助，逼仄空间内的朝夕相处，大大增加了家庭成员之间的摩擦，“家长们经常会将自己的情绪压力传递给孩子，对孩子提出更高的要求，导致亲子关系出现裂痕。”

而根据联合国研究统计，自新冠大流行导致的封锁开始以来，在法国，有关家庭暴力的报告从3月17日封锁开始以来增加了30%；在阿根廷，自从 3月20日封锁开始以来，有关家庭暴力的紧急求助电话增加了25%。加拿大、德国、西班牙、英国和美国都报告了家庭暴力案件和对紧急庇护所需求的增加。

除此之外，疫情还将影响家庭的生育安排。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今年1月发表于《人口研究》的文章分析，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我国结婚登记人数下降，部分家庭推迟了生育安排，这与近年来中国生育率的持续性下降趋势叠加，加速了年度出生人数的减少。

2020年在土耳其、意大利、印度和美国等地的多个研究发现，疫情封锁在某种程度上减少了伴侣之间的性行为。“我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太多人压力太大了。”美国金赛性学研究所的社会心理学家贾斯汀·莱赫米勒在媒体采访中说道。

疫情创伤的经济学后果也在慢慢荡开涟漪。据统计，今年中国家庭存款增幅不同寻常。截至6月末，活期存款余额突破36万亿，较去年末增加1.3万亿；定期存款余额77.6万亿，较去年末增加9万亿，增幅合计超10万亿。安全感的降低往往导致社会储蓄增加、投资和消费的减少，人们习惯于为不期而遇的风险做准备。

正如新冠研究专家所说，疫情心理伤痕影响的绝不仅仅是现在，数千万隐形的创口带来的蝴蝶效应将是深远的，我们需要警惕，“这种影响至少将持续20年”。

4 走向重建之路

是治疗者，也是亲历者和幸存者，这是上海许多精神科医生和心理咨询师面临的共同处境。他们的三重身份，让创伤变得分外切近。

5月时，江晖参与了一次上海咨询师的团体互助活动，大家互相分享了疫情中的经历和情绪。一名咨询师因全家五口人到方舱隔离，情绪激动地表达了自己当时的担忧和无助；另一名咨询师则因为承受了太多“替代性创伤”，一度濒临崩溃。或许是牵起了不忍的回忆，有长达数分钟的时间，所有人都沉默不语。

接着，每个人都开始倾吐自己的不易，“好像一群委屈的小孩子在诉苦”。但说着说着，“场子热了起来”，一句“我也是”，一句“我理解”，让咨询师们渐渐恢复能量，感觉不再是一个人。

江晖始终记得其中一位咨询师不经意间说的话，“我很惦记着大家”。那句普通的“惦记”，好像抚过他心底一块小小的疤痕，“把大家连在了一起。”

“我们仍在疫情当中。”同济大学精神医学教授赵旭东提醒道。他目睹身边许多医护人员经受了严重的职业倦怠，这让他更加迫切地希望个人和社会能共同努力，走出这场持续性的心理海啸。

“宏观与微观相结合，才能减少割裂感。我们能够给予的最大的社会支持，就是提高政府部门的管理服务水平，解决实质性的社会问题，及时传递准确的信息、清晰的指令，减少老百姓的恐慌和误解，让城市早日恢复运转。”

“我们要重视‘社会薄弱地带’。一是关注疫情心理问题的高危人群，比如新冠肺炎感染者及其亲属、具有职业暴露风险人群、儿童青少年及老年群体，要提供经济补偿和心理援助，改善其就业和生活环境。二是让心理救助‘下沉’到一线社区，通过走访和宣传做好心理疏导工作，让市民及时了解求助渠道。”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教授徐一峰看到过不少患者因中断治疗病情加重，这让他分外揪心。因此他建议尽快搭建远程心理治疗体系，应对持续不断的疫情冲击。“疫情对于获取精神卫生服务有破坏性影响，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调查，新冠病毒大流行已经造成93%的国家精神卫生服务受到干扰或中断。80%以上的高收入国家都部署了远程治疗体系，以弥合精神卫生服务缺口，而低收入国家的这一比例还不到50%。”

同时，他也希望市民能够积极使用已有的救助系统。“上海市的心理服务在全国都是领先的，除了市级、区级的精神卫生中心，我们还有庞大的心理热线团队，各个区都招募了许多专业志愿者来接听。大家千万不要耻于求助，要善于利用资源。”

从个体的角度出发，徐一峰还给出了许多简单易行的建议，“第一，节制屏幕时间，减少和负面信息的接触；第二，建立新的生活节奏，保持规律的作息、适当的社交；第三，有机会可以尝试为他人提供帮助，这会让你得到更多的价值感、成就感。”除此之外，普通市民可适当了解心理学知识，感知自己的情绪变化，学会运用运动、冥想等容易操作的方法，自助改善情绪问题。

刘欣怡是愈合得较快的那类人。她觉得自己和家人已经找回了生活的主场。感染新冠的恐惧、网络暴力的遭遇、被开除的“倒霉事迹”似乎都随时间远离了。“之前母亲一直不舍得买的冰柜、我不愿意下定的考研决心，都因为这次疫情有了结果。”

她更愿意记得那些幸运的时刻，比如出院后去隔离酒店的路上看到了顾村的樱花，比如在隔离酒店掐着点抢到肯德基外卖、隔着墙和母亲分享美味，比如回家后邻居没有歧视或躲避，而是主动送来自己家的蔬果。

再比如疫情结束后她去重庆见了半年未见的男友，他们在重庆的街头散步、聊天、吃冰淇淋，待在一起“荒废时间”。一对“拥抱很僵硬、牵手很僵硬”的异地恋情侣，再次熟悉了彼此。

而对于还没愈合的人们而言，江晖相信，最重要的一步首先是接纳和承认，“我们不要去否认、责怪、歧视，对于有心理困难的人们，把他当成是患了一场小病，像对待普通病人一样，理解他的感受和痛苦。”

“如果你感到难过的话，并不意味着心理过于脆弱。我们可以确定地告诉你，这是一种普遍的表现，是人类面对苦难的正常反应。”